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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的興起與近代化(-1938)之一（１）
之一：廈門的興起（１）



廈門「宋為嘉禾嶼，屬泉州府同安縣，宋名嘉禾里，以產嘉禾得名」[1]，宋太平興國年間，廈門島因出產一莖多穗的良種水稻而被命名「嘉禾嶼」[2]。元代，廈門島設嘉禾千戶所，開始成為海上軍事重地。明初，太祖朱元璋為防範倭寇的侵擾，派江夏侯周德興到東南沿海各地設巡檢司和衛所，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興經略福建，抽三丁之一為沿海戍兵防倭，置衛、所當要害處，域水澳，為永寧衛，領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又復設守禦千戶所；城廈門，移永寧衛中、左二所兵戍守，為中左所」[3]，廈門因而有中左所之稱，而廈門是城名，「廈門」記載始於明代，不過一般推測則更早於此。



廈門雖僻在海島，但北接泉州，腹地可通興化、泉州、永春三州府；南鄰漳州，腹地可通汀州、漳州、龍巖三州府，包羅廣大閩南地區。廈門形勝最關乎盛衰關鍵者在於港灣，外商之來亦首先注意港灣，廈門四面臨海，優良港灣則在西南以至南方沿岸。廈門可分為內港（inner waters, or inner harbor）與外港（outer harbor）兩部分。廈門內港包括與鼓浪嶼相夾之海道，外屏鼓浪嶼，可避西南風浪，內恃嘉禾嶼（廈門本島），可避冬季東北勁風，港道東西出入，外沿小嶼，西起鼓浪嶼，東至南太武山，最寛處為八百四十碼，最狹處六百七十五碼，每日海潮自十六英尺至十八英尺，最高潮可達二十五英尺，這是內港部份，也就是商船停泊之主港。而外港以浯嶼和大擔島為入口門戶，過大擔島內洋，四面皆為內陸所環抱為天然構成優良港灣[4]。由於閩南沿海地脊民稠，廈門山石沙漢平田稀少，不利農作，而海上地位港汊紛歧，極舟楫之利，便於航行，人民則多以海為田。富者挾貲販洋，貧者力役商舶，其定居不移者或為漁撈，或持手工糊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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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凱，《廈門志》〈卷一分域略〉。


[2] 張仲禮主編，《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172。


[3] 周凱，《廈門志》〈卷一分域略〉。


[4] 王爾敏，〈廈門開關之港埠區畫〉，《食貨月刊》4：6，頁221-223。


[5] 王爾敏，〈廈門開關之港埠區畫〉，《食貨月刊》4：6，頁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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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的興起與近代化(-1938)之一（２）
之一：廈門的興起（２）



正德十一年（1516年），萄萄牙商船首次來到廈門，泊于浯嶼，並在廈門設立公行。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西班牙商船也來到廈門。明朝末年正德嘉靖年間只許漳州海澄月港為唯一合法的出洋貿易港，故此時期是月港貿易最繁盛的時期。廈門因扼守海口，隨著月港海外貿易日益興盛，廈門港也日漸得到發展。明末清初隨著西方殖民者的東來，廈門開始由一個軍事要塞轉變為一個貿易港口，且逐潮取代日趨衰落的月港，成為東南沿海對外貿易中心之一[1]。



廈門的興起與鄭成功的活動是分不開的，鄭成功占領廈門後，以廈門為反清基地，改中左為「思明州」，並設立六官[2]，建立一套行政管理制度，鄭成功十分重視發展對外貿易，設立山五商與海五商，金木水火土五行為山五商，山五商總部設在杭州；仁義禮智信五行為海五商，海五商總部則是設在廈門[3]，由山五商對內收集貨物交由海五商對外貿易，進行「通洋裕國，以商養兵」的政策，一方面派遣使者前往各地，大力招集各國海商來廈門貿易；同時派出大型船隊到東南亞地區暹羅、柬埔寨、馬尼拉及日本等國，除了與各國之間的直達航線後，也開辟了廈門－東南亞－日本－廈門的三角航線，廈門在明鄭時期鄭成功的經營下發展快速，不僅成為國內外航運貿易中轉港，也成為東南沿海的貿易中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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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仲禮主編，《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173。


[2] 夏琳，《閩海紀要》上卷永曆九年，臺灣文獻叢刊第十一種，頁13。


[3] 楊英，『先王實錄』，臺灣文獻叢刊第三二種，頁110。


[4] 杜瑜，〈明清時期潮、汕、漳、廈港口的發展及其局限〉，《海交史研究》1997：2，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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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的興起與近代化(-1938)之二（３）
之二：四海關之一廈門（１）



清朝海外貿易政策雖不及宋元時期的開明程度，但勝於明朝。明朝前期實行了二百年的海禁政策，而清初海禁三十多年，此後一百五十多年，除了實施十年的南洋禁航外，基本上是開放的。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朝政府收復廈門、金門，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取消海禁「令開海貿易，謂於閩粵邊海民生有益」[1]，第二年時設立江、浙、閩、粵四個海關，清朝管理海外貿易的四個海關，各自有一個海關網路系統，每個系統都由總部及眾多口岸組成。江海關監督最初駐在松江府華亭縣的漴闕，後遷至上海縣邑城；浙海關設在寧波府；粵海關監督駐廣州外城五仙門；閩海關則是設在廈門[2]。閩海關正口廈門於「臺灣既入版圖，靖海侯施琅請設海關，二十三年設立」[3]。



「廈門為通洋正口，故海關設焉，而通省關稅，又以廈門為最，其地不過五、六十里，田賦地稅無多；餘惟漁課，因首海關」[4]，廈門港得到空前繁盛的發展，「服賈者，以販海為利藪，視汪洋巨浸如衽席」，國外貿易方面，則以與日本、英國及東南亞呂宋、蘇祿、實力、噶喇巴各國貿易為主，國內貿易北至寧波、上海、天津、錦州，南至粵東，對渡臺灣，一歲往來數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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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百一十六，頁18。


[2] 四個海關總部最初究竟設在哪裡，中外學者對此長期爭論不休，閩海關地點的問題爭論最為熱烈，究竟最初是設在福州還是廈門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本文則是根據廈門志的記載，採用閩海關最初設在廈門的說法。


[3] 周凱，《廈門志》，〈卷七關賦略〉。


[4] 周凱，《廈門志》，〈卷七關賦略〉。


[5] 周凱，《廈門志》，〈卷十五風俗紀俗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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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的興起與近代化(-1938)之二（４）
之二：四海關之一廈門（２）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朝實施南洋禁航令，因臺灣居民私聚噶喇吧（雅加達）地方，有盜米出洋，透漏消息，偷賣船料諸弊，乃禁止中國商船前往東南亞貿易。此一禁令于雍正五年（1727年）以閩浙總督高其倬奏請開洋，始告恢復，前後有十年之久[1]。南洋禁航令使廈門洋行業蒙受重大損失，但事實上這十年間廈門並非完全停止對外貿易，偷越禁洋者不一而足，「自禁洋以來，客商猶有到廈者，關稅為重，不得不赴廣東澳門地方零星兌換回廈應付」[2]可見廈門貿易仍持續進行著。清朝政府為防「紛雜隱提之弊」[3]，於雍正六年（1728年）設關徵稅，廈門成了唯一合法對東南亞貿易的口岸，廈門正式確立其國際港埠之重要起點。此後廈門港進出口的船隻不斷增多，以至「貿易聚集，關課充盈」[4]，雍正十七年時（1733年）廈門港每年出洋商船約有28-30艘，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時，已增至70艘，次年又增至75艘[5]，可見乾隆前期廈門經濟之繁榮。



廈門經濟的繁盛帶動了廈門當地的各行各業，尤其是航運業與造船業的發展，更有人「傾產造船」[6]，造船費用數萬金，且造船業所需的工匠「廈門土木、金銀、銅鐵諸工，率自外來；船工大盛，安其業者，多移居焉」[7]，船工大盛，因而居民上升到 16100 餘戶[8]。我們可以從廈門許多與造船業有關的地名，如夾板寮街、帆寮街、轤轆街、打索埕等可知當年造船業發展之盛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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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頁230。


[2] 《文獻叢編》，（臺北：國風出版社，1964）。雍正四年十月十二日，福建巡撫毛文銓奏摺。


[3] 張仲禮主編，《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175。


[4] 周凱，《廈門志》，〈卷七關賦略〉。


[5] 杜瑜，〈明清時期潮、汕、漳、廈港口的發展及其局限〉，《海交史研究》1997：2，頁13。


[6] 周凱，《廈門志》，〈卷十五風俗紀俗尚〉。


[7] 周凱，《廈門志》，〈卷十五風俗紀俗尚〉。


[8] 周凱，《廈門志》，〈卷七關賦略戶口〉。根據乾隆三十四年《鷺江志》所載之戶口數。


[9] 張仲禮主編，《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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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的興起與近代化(-1938)之二（５）
之二：四海關之一廈門（３）



乾隆前期，廈門港口停泊的船隻「多至萬計」[1]達至極盛，乾隆二十年（1755年）發生洪任輝事件後[2]，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前關閉了江蘇、浙江、福建各地通商口岸以後，一般學者認為清朝從此進入獨口貿易的時期，外國船隻歐美各國對中國進口貿易只限於廣東一口[3]。但清朝政府對並不禁止呂宋人來廈，而一二地方大吏以稅收與糧食的關係，尤多代夷船請准就地貿易，其他夷人為避免廣州貿易的困難與重稅之故，亦多轉趨閩浙等地[4]。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復疏請各省往來臺灣船隻，必令到廈門盤驗護送，此於無形中促進廈門發達[5]，人口增加甚速。廈門志載「廈門販洋船隻，始於雍正五年，盛於乾隆初年」[6]，即使乾隆中期對於夷商僅限於廣州一口貿易，然廈門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仍未停止，但據傅依凌氏所言，廈門貿易以乾隆一朝最為繁盛，來廈的外商則以暹羅與呂宋的米商最為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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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仲禮主編，《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176。


[2] 陳國棟，〈清代前期海洋貿易的形成〉，《大陸雜誌》64：2，頁78-79。


[3] 陳國棟，〈清代前期海洋貿易的形成〉，《大陸雜誌》64：2，頁80。


[4] 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頁234。


[5] 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頁230。


[6] 周凱，《廈門志》，〈卷五船政略洋船〉。


[7] 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頁23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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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的興起與近代化(-1938)之二（６）
之二：四海關之一廈門（４）



嘉慶元年（1796年）時，廈門尚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餘家，洋船商船千餘號，後因「蚶江、五虎門三口並開，奸商私用商船為洋駁，載貨挂往廣東虎門等處，另換大船販夷或徑自販夷；回棹則以貴重之物由陸運回、粗物仍用洋駁載回，倚匿商行，關課僅納日稅而避洋稅，以致洋船失利，洋行消乏，關課漸絀」[1]此倒致廈門商船日漸稀少。



同時清政府的「禁茶出口」更是倒致經營進出口業務的洋行數量逐漸減少的主因。茶在十八世紀佔中國對外輸出品第一位，福建產量最多，而廈門又是主要的出口地，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嗣因海盜平靖，內地茶商均由海路運茶至粵。二十二年兩廣總督蔣恐奸商串通點夷私相售賣，奏請禁止武夷松羅之茶，不准出洋，俱由內河過嶺行走。其販往江南天津，向海運者不禁」[2]，自此廈門海上貿易由盛轉衰，洋行相繼倒歇，絕大數的商船改走國內航線，廈門港漸成為國內貿易中轉港[3]。至道光元年（1821年），洋行全行倒罷，各省洋船及呂宋船不至，商行漸行凋敝。道光十二、三年間，尤其衰竭，關課虧缺無從彌補[4]。可見廈門販洋船隻盛於乾隆，衰於道光，而其中廈門洋行業的興衰與呂宋夷商（西班牙人）有很大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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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凱，《廈門志》，〈卷五船政略洋船〉。　


[2] 周凱，《廈門志》，〈卷五船政略洋船〉。


[3] 杜瑜，〈明清時期潮、汕、漳、廈港口的發展及其局限〉，《海交史研究》1997：2，頁13。


[4] 周凱，《廈門志》，〈卷五船政略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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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的興起與近代化(-1938)之三（７）
之三：條約港口廈門（１）



廈門本島具備天然優良港灣形勢之地，在中英通商之前，「十三路頭」為廈門對外最主要港埠[1]。根據道光十八年（1842年）江寧條約第二條所定，中國允許對英開放五口，以為貿易通商碼頭，廈門則為其一。五口通商後廈門港埠即依舊傳統，在十三路頭開為貿易碼頭。道光十九年（1943年）十一月二日廈門正式開埠，英人携眷居住，英國政府派設領事官居住就近管理商務。學者謂通商口岸（treaty ports條約港口）為是西方文化在中國的據點，影響近代中國社會經濟與政治文化至深，不過廈門雖為條約港口但在邁向近代化卻與上海等其它條約港口不盡相同。



廈門開埠初期，就有德記、和記、寶記、合記、協隆等五家洋行在廈門開辦，大批外國商人接踵而來，洋貨隨之湧入，土貨出口也隨之增加，其中對英貿易約占三分之二以上，不到十年對英貿易增長迅速，貿易總額增長了六倍之多[2]。十九世紀70年代後，廈門對外貿易的情況大致保持緩慢上升的趨勢（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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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廈門志卷二分域略，十三路排列為水仙宮路頭、寮仔後路頭、島美路頭、港仔口路頭、新路頭、太史巷路頭、小史巷路頭、磁街路頭、得勝路頭、打鐡路頭、洪本部路頭、典寶路頭、竹樹腳路頭等，共為十三個渡口，合組而沿稱「十三路頭」。


[2] 張仲禮主編，《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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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的興起與近代化(-1938)之三（８）
之三：條約港口廈門（２）



開埠之後對外進口貨物為鴉片、棉毛紡織品、銅、鐵、銀等各類金屬及來自東南亞的各種雜貨。出口貨物茶、紙、瓷器、陶器、鐵器等，其中以茶葉為大宗，常年占全部對外出口值的40%以左右，有些年份更高達60%以上。[1]其實在開港早期，廈門對外貿易地位不如福州重要，如從1867-1875年廈門出口總值僅占全省直接對外洋貿易的10%左右。從光緒二年（1876年）以後發展較快，當年進出口值占全省65%[2]。







在甲午戰爭（1895年）之後，廈門對外貿易發生很大變化，廈門與臺灣之間的貿易總值，常年約占廈門國內貿易總值的40%以上。茶葉本為廈門對外出口之大宗，而廈門出口的茶葉，大多來自臺灣，當時臺灣茶葉習慣運到廈門包裝再運到國外日本割據臺灣之後，臺灣茶轉為直接輸往國外，廈門茶葉出口數量因而迅速下降[3]，由（表二）可明顯看出甲午戰後廈門出口物質明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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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仲禮主編，《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179-180。


[2] 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室編著，《福建經濟發展簡史》，（福建：廈門大學出版，1989），頁339。


[3] 張仲禮主編，《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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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的興起與近代化(-1938)之三（９）
之三：條約港口廈門（３）



另一方面，臺灣淡水、打狗兩個通商口岸本是廈門的附屬口岸，其進出口貿易大多經廈門轉口進行，但甲午戰爭後此一狀況卻消失。不過，廈門與上海、烟臺、天津等廈門以北通商口岸間的貿易卻迅速發展[1]，然20世紀30年代隨著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和1938年廈門的淪陷，日軍不斷加強對海面的封鎖，廈門的國內貿易己無法正常運作。　  



一般而言，通商口岸城市的近代化模式是以對外貿易為發展的原動力，從而帶動城市工業、金融業、市政等各方面的建設。這可由上海的崛起過程看出，不過廈門的情況卻是個例外[2]。雖不可否認廈門國內外貿易對近代廈門城市的發展影響不小，但「海外移民」也是近代廈門一項特殊貿易[3]。廈門及其附近地區，即福建南部地區向海外移民在廈門開埠前數百年就已發生，不過大規模的海外移民，則始自近代。廈門開埠後幾年，陸續有近萬名契約華工被從廈門運往法屬布爾邦島、古巴、秘魯、英屬圭亞那、舊金山等地[4]。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更被迫允准華工出國合法，刺激沿海居民海外遷移。至1890年，淨遷移人數累計更達39萬人[5]。海外移民潮帶動了廈門的航運業，日後大量的僑匯進入廈門更成為當地金融業的支柱。故廈門為最早開放的口岸，即使周圍內陸地區很早以前就與國外互有聯繫，廈門的工業並沒有因此而發達，卻反而成為商業消費的主要城市，海外移民則是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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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仲禮主編，《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182-183。


[2] 戴一峰，〈閩南海外移民與近代廈門興衰〉，《二十一世紀》，1996：6，頁47。


[3] 張仲禮主編，《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184。


[4] 戴一峰，〈廈門開埠初期華工出國人數〉，《福建論壇》，1984：3，頁73-74。


[5] 戴一峰，〈閩南海外移民與近代廈門興衰〉，《二十一世紀》，1996：6，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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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的興起與近代化(-1938)之四：結論（１１）





　　廈門雖然是個天然良好的港口，然而其近代化的過程卻是履仆履起。廈門在元代時為扼東南沿海通道的軍事要地，明末清初廈門卻因海上貿易而興起，發展成為東南沿海對外貿易交通的中心，廈門乃由軍事基地轉變為貿易港口。明鄭以廈門為根據地，使其成為重要的轉口港，收羅大陸內地物質突破清政府海禁遷界政策進行貿易。清康熙二十二（1683年）明鄭覆滅後開放海禁，明鄭滅亡後廈門的貿易地位並未衰退反而更為清政府所重視，洋船至廈門貿易絡繹不絕，至乾隆朝廈門的貿易達到最鼎盛，然而嘉慶道光年間則漸入衰境。清道光十九年（1843年）廈門成為五口通商之一的條約港口，外國商品從此大量輸入，外國人更在廈門設立洋行、銀行和輪船公司，操縱進出口貿易的經營權，步入近代五口通商開埠後廈門對外貿易一度猛增，但不久便又陷入滯銷困境。然而條約港口廈門是透過海外移民的直接投資使廈門城市商業而漸步入近代化，開埠後至1938年之間廈門城市中海外移民投資創辦的商號更多至不可數。